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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思鑫:国家兴衰的第六种理论

来源:网络 2018-07-08 12:00:00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时局的不断变化,特别是中美两国在经贸和安全领域的博弈此起彼伏,有关中美两国谁兴谁衰的走势判断和各种预测层出不穷,让人时常有“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之感。当前,透析国家兴衰的规律,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已经成为具有很强现实关照的宏大命题。

一、国家兴衰的五种理论

解释国家兴衰的著作汗牛充栋,从中大体可归纳出五种理论:地理论、历史论、制度论、技术论和文化论。

地理论强调地理因素与生态环境是导致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历史论重视特定历史进程或特定历史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制度论传统上重点关注的只是经济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们注意到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交互关系对国家发展有深刻影响。技术论强调科学或管理技术因素在决定国家兴衰方面的重要作用。

文化论认为,文化是影响国家兴衰的显要因素。此种看法最早可追溯至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的研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新教伦理鼓励勤勉工作并积累财富,主张禁欲和节俭,抵制骄奢淫逸与纵欲享乐,信众以此方能确证自己是上帝选民,而此种文化恰好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盛思鑫:国家兴衰的第六种理论

毋庸置疑,国家兴衰的发展过程非常复杂,上述只包含一两个因素的理论很难解释清楚,更何况其中的很多因素还相互联系,理论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但仅仅将国家兴衰的五种理论简单糅杂在一起,也无助于形成一个简单清晰的认识。

更为严重的缺陷是,已有的五种理论多是关注为什么一些国家兴盛的同时,另一些国家会衰败。相较而言,已有研究对于一国的兴衰更替规律缺乏研究,对于不同国家各自兴衰更替的情形更少有比较,因此很难找出不同国家各自兴衰发展历程中的共同规律。

二、满清盛世之道的另一种视角

秦汉以来,中国被少数民族完全统治主要发生在蒙元和满清两朝。二十四史也好,《资治通鉴》也罢,对治乱兴衰的解读基本秉承汉儒传统,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们极少从蒙元和满清统治者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兴衰之道,这就难免会受“汉族中心主义”的影响。

如果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满清一朝统治者的“持盈保盛”之道及其失败尤其值得研究,康乾盛世当时的GDP几乎占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是人类历史一个迄今尚未被超越的发展高峰。此外,乾隆时期中国疆域之广和统治的民族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传统上认为,清朝这类少数民族政权之所以能够成功统治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原地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汉化”,即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汉民族化以及采用汉族“正统”,通过尊崇儒学、采纳汉制、开科取士、选用汉官等手段稳定和维持对汉民族和中原地区的统治。但是晚近这一主流观点遭到挑战。

新清史的领军人物欧立德教授认为,“汉化”不过是满清多元化民族统治策略中的一种,只是为了让被统治的汉民族觉得自己像是被汉族统治着一样,从而软化汉族的抵抗意识。例如,乾隆帝在蒙古族人那里是蒙古大汗的印象,在藏族地区则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文殊皇帝”,与此类似,他也努力在汉族人面前将自己塑造成儒家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盛思鑫:国家兴衰的第六种理论

乾隆皇帝佛装像(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但是清朝统治者这种多面向并不意味着满族放任丧失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认同。新清史的研究表明,满清定都北京后,顺治与康雍乾四朝,皇帝们都非常注重维持满洲政权能够入主中原的成功之道,即重视满族人使用满语并巩固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与礼仪,强化八旗军事体制与保持尚武精神,以及继续推崇简单淳朴的生活方式。

但是,清朝的统治者长期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为了维持对汉族人的统治,他们不得不采用汉化的形象与策略。但另一方面,汉化的形象与策略也使得满族人更容易被“汉化”,这与维持“满洲之道”的努力背道而驰。如此一来,统治者不得不在汉化策略与维持“满洲之道”间艰难地平衡。满清的康乾盛世的确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平衡中建立起来的。